監管約談、警告、罰款，屢教不改的嘀嗒出行何以IPO？

2020年12月7日，交通運輸新業態協同監管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對嘀嗒、哈啰等順風車平臺進行提醒式約談：

平臺要依法依規開展經營，立行立改，修正順風車產品，不得以順風車名義提供非法網約車服務，切實消除安全風險隱患。

據了解，監管部門對網約車和順風車平臺定位不同，前者屬于經營性客運服務，而順風車主要是分攤車主出行成本，要求是不盈利。

為了不擾亂出行市場運營環境，區分兩者，監管部門對順風車平臺提出四項合規要求：

一是應以車主自身出行需求為前提、事先發布出行信息;二是由出行線路相同的人選擇合乘車輛;三是不以盈利為目的，分攤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費互助;四是每車每日合乘次數應有一定限制：

監管部門即從信息發布、路線、費用、次數上對順風車業務進行詳細規定。

合規細則雖然出臺，但嘀嗒出行卻擦著合規要求的邊緣，以順風車的名義開展網約車業務。

據了解，在車主APP中，嘀嗒出行上線“附近訂單”功能，車主在未發布行程的情況下，便可以看到不同需求的順風車訂單。

嘀嗒出行的“附近訂單”功能與監管四項規則中的“應以車主自身出行需求為前提、事先發布出行信息”相違背。

車主不提前發布路線，乘車人隨時可以招到順風車，在功能上，嘀嗒出行的業務更像是非法經營的網約車業務。

雖然此次被約談后，嘀嗒出行已對外表示：已對部分產品進行了優化和修正。但監管的約談真的能止住嘀嗒出行打擦邊球的野心嗎？

其實在沒有取得網約車牌照的情況下，以順風車名義開展網約車業務，嘀嗒出行已經不是第一次。

2019年4月，合肥市監管部門明確指出嘀嗒出行違背順風車“公益無償性互助”、“分攤成本”的原則：

“在未取得經營許可情況下，擅自開展所謂順風車經營活動，其營運信息未接入主管部門監管平臺，收費標準明顯高于實際發生的燃料成本，以順風車名義變相違規從事網約車經營活動。”

此后合肥市運管處對嘀嗒出行進行約談：

要求平臺公司嚴格按照有關規定開展自查自糾，堅決嚴禁以順風車等名義變相從事網約車經營活動，并清理包括嘀嗒出行在內的7.9萬余輛不合規網約車。

2020年2月下旬，北京市交通委在對嘀嗒出行檢查中，發現嘀嗒出行未取得經營許可，擅自從事網約車經營活動，屬于違法行為。

此后， 北京交通委根據《北京市查處非法客運若干規定》、《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對其予以15萬元行政處罰。

除了各地監管部門對平臺直接的行政處罰，部分順風車車主按照嘀嗒出行的操作流程接單，但卻被地方執法人員認定為：未取得經營許可，擅自從事或者變相從事網約車經營活動。

在近兩年內，監管機構的直接行政處罰和車主被執法人員處罰的間接信息，都在不斷提示嘀嗒出行管理層——產品的功能模式有問題，急需改正。

觸碰監管紅線的警鈴不斷響起，但如今，嘀嗒出行為何仍然因為非法違規經營網約車而遭到監管約談？

這種屢教不改、暗度陳倉的現象說明，它不是產品功能設置問題，而是商業問題。

據嘀嗒出行招股書顯示，2019年，嘀嗒出行順風車業務為其提供1.64億的收益，占到總收益的比重達到88%，是其最主要的營收支柱。

而在市場占有率上，嘀嗒出行也是一家獨大，2019年，嘀嗒出行在順風車市場的占有率達到70%，是名副其實的行業老大，

但1.64億收益和70%市占率的背后，則是嘀嗒出行的無奈。

據了解，中國四輪出行市場包括出租車揚招、出租車網約車、網約車、順風車四個細分市場。其中順風車市場最小，2019年訂單量為3億單，僅占到四輪出行市場總單數的0.99%。

這也就意味著，在順風車的細小市場中，占據7成市場的嘀嗒出行，在營收、凈利潤增長上已經觸頂。而網約車98億/年的訂單量，顯然是嘀嗒出行的主要突圍方向。

但平臺獲取《網約車經營許可證》條件極為苛刻，平臺需要投資幾十億建立安全體系以及近萬人的客服團隊，即便連資金雄厚、野心膨脹的美團也在網約車領域折戟：

在此前7個試運營的城市中，美團網約車僅在上海和南京兩個城市獲得《網約車經營許可證》。

可是嘀嗒出行自身條件夠不上，拿不到營業許可證。

在豐滿的理想和殘酷的現實條件的矛盾中，嘀嗒出行開始游走在監管紅線上，用“附近訂單”的功能，披著順風車的合法外衣，從事非法違規的網約車業務。

嘀嗒出行違規經營網約車并未一天兩天，而是被監管屢次警告，但都屢次不改、暗度陳倉，這其中既有商業利益的誘惑，網約車每年近百億單的業務量實在太美，也有對監管機構、法律規則的蔑視：

相比網約車的百億市場，約談、警告、幾十萬的罰款算得了什么？但隨著監管對“以順風車名義提供非法網約車”的警告、整頓，屢教不改的嘀嗒出行何以IP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