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投資人朋友，不回微信了

設想你是一名草根創業者，剛剛在一場投融資對接活動上認識了幾名投資經理。他們干練利落，效率至上，在簡單了解需求后就當場發出邀請，約定在某個工作日一起過一遍BP，詳細了解你的核心團隊、產品洞察，市場分析、同類競品和具體的融資需求，“看有沒有機會進一步合作”。

幾天后，會談如約進行。你帶著技術合伙人用30分鐘熟練地講解了這份精心調整過好幾版的PPT，又回答了投資經理們關心的幾個問題。結束后你怕自己沒有發揮好，又點開私聊對話框補充了幾條你認為很關鍵的項目要點，并著重地暗示對方最后一頁寫的融資目標“不是一口價”“可以談”——對方似乎也很能理解你的心意，很快回復了幾個捂嘴笑的表情，告訴你“懂的X總，我們下來研究一下哈”。

可讓你沒想到的是，這就是你們最后一次有效溝通了。投資經理們大多數時間“在忙”，需要“稍后回復”；偶爾“和團隊討論了一下你的項目”，但需要等“大領導出差回來”再推進到下個階段。你因此深感焦慮，熟悉的“打水漂感”籠罩著你，開始思考這次該怎么向團隊交代，總不能說“這次對方又不感興趣”吧？甚至在某個emo的夜晚你心中充滿了不服，準備翻翻朋友圈，看看對方到底具體在忙什么，或者具體在哪里忙，實在不行可以強行制造一次“偶遇”，卻發現對方設置了朋友圈三天可見，慘白的手機屏幕里橫亙著一條沉默的白線。

這是自媒體數星星的星哥在《消失的投資人》里描述的場景。雖然沒有指名道明地對應到任何具體的當事人，但這篇文章在推送之后反復地出現在我的朋友圈里，閱讀量很快突破了10W+。轉發的讀者們相信，文章里的故事情節貼切地還原了當下投資圈的一個古怪現象：投資人的線上活躍度正在暴跌，如果你和某位投資人的聯系僅靠社交軟件維持，那么你們的交情就相當于絕交。

而且在很多人看來，投資人表現出來的“冷漠”甚至超過星哥的描述。有負責產業招引的朋友，發現投資人幾乎把微信從“即時通信軟件”用成了“留言板”，每次回復需要以“天”為計量單位，和“客客氣氣接待自己”的企業創始人大相徑庭；有創業者總結出來一個規矩，認為現在投資人在微信上主動說“我們通個電話”，基本已經變成了“我有個壞消息要告訴你”的高情商替代詞。

而我另一位朋友在朋友圈說，你得習慣，投資人不回微信大概有兩種情況：一，已閱但沒興趣；二，臣妾做不到啊。前者算沒禮貌，后者情況則更現實：跳槽了，轉行了，沒錢了，轉崗了，被裁了……都不是沒可能。

于是出于職業本能和好奇，我也向身邊的投資人朋友發起了這個話題，希望能從他們的視角來還原“消失”本身，并試著把討論延伸到兩個更現實的子命題：投資人為什么會選擇“下線”？“下線”之后他們又把時間用在了哪兒？這一系列的變化中，又有哪些機會和意外收獲嗎？

理論上的假說

其實關于“投資人集體消失”這件事，無論是美元市場還是人民幣市場都已經有了很多學術性的討論，一個最常見的觀點是“風險投資的從業者，本來就處于一種冗余的狀態。”

美國考夫曼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Diane Mulcahy就是這類觀點的代表人物。她通過大量的創業者訪談發現，明明“沒有創業者，就不會有風險投資行業”——兩者即使稱不上誰是誰的衣食父母，也至少應該是互惠共贏的關系——但越來越多的創業者在投資人打交道的時候，會“不自覺地將自己代入到被動的位置上”。與此同時，隨著互聯網對各行各業加速透明化，一個新的趨勢是公眾媒體在進行商業報道時，除了描寫創業者本身的成就，也開始習慣性地點出“是誰在最開始支持了初創階段的他們”，造成了公眾們普遍對“風險投資充滿了神話般的想象力”。

于是在2012年，她聯合兩名考夫曼基金的同事共同發布了一篇題為《我們遇到了敵人，而“這個敵人”就是我們》的報告，試圖還原這樣幾個事實：

-風投并不是創業公司的主要資金來源，即使在金融市場活躍的美國，大概也只有1%的初創企業通過風險投資籌集資金，僅統計截止2012年天使投資者（投資早期項目的高凈值個人）為初創企業提供的資金，整體規模就能達到風險投資機構的16倍以上；

-風投并不是市場規則的制定者，同樣無力對抗周期到來的影響。同樣以金融市場活躍的美國為例，風險投資行業在90年末到達一個巔峰后，就進入了一個以10年為跨度的衰退期，活躍的市場化風險投資機構從2001年的744家下降到526家，募資總額度也從390億美元萎縮到不到190億美元；

-風險投資并不總是能提供讓人瞠目結舌的回報，甚至在大部分時間里都無法提供足夠高的回報。考夫曼基金在20年里出資了近100只風投機構，其中大概只有20只基金能夠每年跑贏市場的平均水準，并且這個贏的幅度其實也只有3%至5%；

-風投也并不是一個成長型的行業，業績表現并不會隨著資金管理規模的擴大而等比例的放大。一項學術研究發現，當基金管理規模超過2.5億美元，該基金業績水平就會下降。具體到Diane Mulcahy所就職的考夫曼基金本身，他們也發現了同樣的規律，當一只基金的管理規模超過4億美元，那么這只基金就很難再提供“有吸引力的回報率”。

而這些事實的客觀存在讓“投資人”必然成為一個不穩定群體：他們是市場繁榮后的副產品，也因此會在市場衰退的過程中率先退場。

“互聯網女王””Mary Meeker為這一規律提供了非常具體的證明。雖然Mary Meeker對互聯網行業的看好可以追溯到1993年；英特爾等硅谷公司也是在1996年看到Mary Meeker的行業報告之后，才意識到需要全面擁抱互聯網；甚至到1998年，已經有互聯網公司公開表示“和銀行的合作是多余的，因為只有和摩根士丹利合作，我們才會得到Mary Meeker的更多關注”。但直到互聯網泡沫最鼎盛的2000年初，Mary Meeker才被廣泛認為不僅僅是一名“分析師”。

當時Mary Meeker離開了摩根士丹利，以1500萬年薪的身價加入了美國最大的風投機構凱鵬華盈KPCB，KPCB合伙人John Doerr認為Marry Meeker的角色到了被重新定義的時刻：“我認為Mary不再是一名分析師，我將她看作是一位向投資人、企業家以及管理團隊提供服務的人”。

并且隨著2000年下半年泡沫被戳破，Mary Meeker姍姍來遲的“職場躍升”又幾乎在沒有任何緩沖的情況下遭遇了市場的集體罷免。散戶們認為長期堅持看漲的Mary Meeker需要為科技股的崩盤負責。亞馬遜、ebay等在“泡沫”中遭遇嚴重損失的互聯網投資者們向Mary Meeker則提出指控，認為其涉嫌操控股票市場、蓄意誤導投資人、“出賣投資者以取悅摩根士丹利的大客戶”。

最終在2001年，在法官以“證據不足”“濫用程序”為由駁回投資者的指控后，Mary Meeker宣布將進入為期數月的“休假期”，一直到2004年Mary Meeker發布200多頁的《中國互聯網報告》，預計中國互聯網公司的整體市值會在五年內超過日本，才正式回到公眾視野。

硅谷創業者、商業媒體人Brian McCullough基于Mary Meeker的經歷，還提出了另外一種假說。他通過整理數據發現，互聯網泡沫并不是一次全方位的潰敗：在1999年9月到2000年7月這段時間里，互聯網企業的創始團隊、早期投資者們總共套現了430億美元，仍然達到了是1998年估值規模的兩倍。如果再將時間精確到在納斯達克指數見頂的那一個月（2000年3月），賣出解禁的原始股差不多能實現23倍的收益。

Brian McCullough認為這種狀況讓散戶們必然會帶來“巨大的幻滅感”：他們聽從建議，保持著和投資人們相同的決策，卻最終成為了唯一的輸家。

再加上2001年至2004年初，僅在硅谷范圍內就有20萬個工作崗位因為“泡沫被戳破”而消失，一夜之間“大量的年輕人從改變世界的主角變成了多余的人”——作為普通人視野范圍里，最接近規則制定者、最接近紅利分配者角色的“投資人”，已經不可能再按照以往的姿態，停留在公眾輿論當中。

現實中的理由

除了社會責任感層面的假說，我也嘗試通過對話尋找一些更“現實”的理由。

“好學生心態”是一個經常被提到的詞。盡管能夠理解“高學歷”“好學校”代表著風險投資行業需要的判斷力、人脈資源和投研技能，但由于“好學生”在成長階段中絕大部分的肯定，來自在既定規則的競爭體系下取得高分，很多人都相信“好學生”這個標簽在當下的創投環境里，帶來的更多是“負面反饋”。

“好學生很擅長在一個穩定的環境里，通過解題找到一個標準答案……而現在他們會越來越多地感受到，過去的解題方法論沒用了，取得高分越來越難，最主要的一個成就感忽然就沒了。”一名90后投資經理向我抱怨，“我基本上每天都在給博士們進行心理按摩，太累了。”

一位文化產業的投資人對深有同感，她覺得身邊的同行們確實習慣性地停留在一種博弈的狀態里，“別人投了你沒投、別人沒投你投了、別人和你都投了，都有能讓人焦慮的地方……所以干脆少看。”

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關于互聯網泡沫的跟進報道里，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互聯網泡沫消失的同時會放大教育泡沫，因為“在金融圈，大部分人都是教育體系的優勝者、受益者”，會默認“如果接受更多教育，總能會賺更多的錢”。美國科技媒體Techcrunch報道過這樣一個案例：PayPal創始人Peter Thiel與Founders Fund的管理合伙人Luke Nosek在互聯網泡沫后，曾經推出過一個名為“20 Under 20”的計劃，希望通過為20名20歲以下的年輕人，提供兩年10萬美元補助的方式，鼓勵灣區保持現在的創業氛圍，而不是躲在學校構建的“舒適圈里”——結果由于計劃“過于順利”（全部的400多份申請里常青藤等頂級名校的學生占到了絕大多數，僅斯坦福就有17名學生報名），遭遇了來自校方、家長、媒體等多方面的強烈反對。

以杜克大學創業和研究商業化中心主任Vivek Wadhwa為代表的反對派認為，當下的年輕人不應該高估自己成為“扎克伯格”的可能，最明智的選擇是盡可能地接受所有的教育，“如果可以的話，至少完成學士學位并獲得碩士學位”。同時Vivek Wadhwa強調學位不一定來自哈佛或斯坦福這樣的精英大學，“任何教育都會帶你走得很遠”。

也有人覺得“不回微信”這件事并不值得大書特書。一位投資人援引《哈佛商業評論》的一篇研究報告，認為創業者們過多在意是否能得到即時反饋，本身就是對“商業規律的不尊重”：“我記得有一份研究報告提供的數據說，平均每次成功的交易都需要經歷28次見面……雖然這個數字可以通過PR、社群活動等其他手段加速吧，但你總不能指望依靠會場上的一次短暫見面，一下子就能推進到一個建設性的階段。”

他目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募資上，最大的感受“有決策權的出資方一天恨不得開20個會”，經常是“一杯清茶就開始直入主題”，幾乎很難挪出精力到“情緒社交”上，因為“投資的底層邏輯是價值交換，價值交換里最需要的提供經濟價值，其次是提供社會價值，最后一環才是提供情緒價值”——而這個感受又反向地壓縮了自己的“情緒社交”空間：“為了搞明白那些‘心照不宣’‘桌面上下’，我看了幾十本書，和胡雪巖學送禮、和盛宣懷學說話。”

甚至有一位投資人認為，投資圈應該養成“不要過多地在社交網絡上暴露個人生活”的意識。

邏輯是“一級市場本來就是一個水下市場”。尤其是對于很多中小基金，“多則50%，少則15%”的LP是通過“熟人關系”來決定出資的：“（人和人之間）能達到托付錢的信任，前提不就是熟人關系得在里面嗎……當然前提還是基金的DPI和IRR得合理，也不是每個LP都是這樣（憑熟人關系出資），但你說（中小機構）就是靠手藝硬募……說出去才沒人信了，對不對？”

在這個前提下，創投圈從業者們的個人社交生活實際上既關鍵又敏感，朱嘯虎在前不久更是貢獻了一個“活教材”：6月的某天，朱嘯虎在朋友圈里轉發了“沖進球場擁抱梅西”的小伙子，感嘆其“少年像風一樣的飛”；不久之后，有人將這條朋友圈截圖轉發到了推特上，文案是“已拘留，勿念”，對應這名18歲小球迷被行拘的最新動態；到了當天晚上，這條推特又被截圖發到了微博上，文案描述卻被營銷號加工成了“金沙江創始人朱嘯虎已拘留，勿念”。

憤怒的朱嘯虎在朋友圈公開喊話：“網絡秩序確實需要嚴格整頓！”

但對很多投資人尤其是GP來說，維持每周幾條的朋友圈活躍度，反倒成了必要的任務。

壓力下的選擇

我想，我應該給“不回微信”再找幾個正能量的解釋。

在整理的所有答案里，有一個最樂觀的版本，提供這個答案的朋友認為投資人之所以不愛回微信、朋友圈也越來越少，是因為風投行業的大部分從業者都擁有“留學經歷”，這讓他們在潛意識地向往“能夠把生活和工作分開”，更強調“工作對于生活品質的影響”。一個最直接的證據是，不少投資機構至今保留著“放暑假”的習慣。

當然他在說完這句話之后，稍微頓了幾秒，補充了一個前置條件：“這要看老板有沒有見過大錢。”

我也收到過一個非常讓人難過的答案。一些朋友表示，由于他們對創業的難度有著充分的認知，于是會在盡調過程中花大量的時間進行創業者訪談，以更好地判斷“這名創業者是否對未來可能面對的困難”做了足夠的準備，然后久而久之整個團隊發現自己變成了“情緒垃圾站”，“精神極其不衛生”。

于是他們花大量的時間開始健身，玩劇本殺、密室逃脫，通過物理或者意識上的方式強行把自己抽離出工作場景，最夸張的同事已經把健身時間從每周兩次、一次1小時拓展為了每天一次、一次3小時，“好些基金合伙人們都開始每周遠郊騎行了，70公里起”——有意無意，大家確實“戒網”了。

不過LP們的壓力也很大，雙方在情緒交集的推動下增加了很多“工作場景”之外的相處空間。我問這能不能理解成飯桌文化的異化，只不過80后、90后的談話場景里通常沒有白酒，而是旅游、騎行、滑雪，他們沒有否認這一點。其中一個朋友這樣向我解釋：“我希望他是我未來五到十年的LP，能陪伴我一起成長，所以我是愿意花這個時間去陪伴他們的。”

也確實已經一些“意外收獲”開始出現。比如一位朋友曾經嘗試帶著LP一起玩密室逃脫，“結果這LP現在看AI和游戲賽道，很多概念一講就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