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廠的手段都用在了競業協議上，寄快遞查監控，雇偵探跟拍

“郵寄包裹”、“查監控”、“雇偵探跟拍”這些堪稱諜戰片里才有的片段，都被互聯網和科技巨頭們用于監控自家前員工是否違反了競業協議。

不久前，科大訊飛起訴騰訊員工的新聞上了微博熱搜，科大訊飛以對方違反競業協議為名，索賠高達2640萬余元，金額之大，令人震驚。這起天價違約金賠償案，是中國近幾年來互聯網行業眾多競業限制糾紛的一個縮影，在業內屢見不鮮。

近日，AI財經社在中國司法大數據網搜索與“競業限制糾紛”有關的案件發現，2014年以前此類糾紛很少，到2014年有一個明顯的增長，此后幾年增長量起起伏伏，至2019年則達到案件數量新高。而字節跳動和騰訊等互聯網大廠在競業協議上的糾紛尤為突出。

這也讓我們得以從司法案例中，窺見了互聯網大廠在競業協議上的各種手段以及這些大廠之間劍拔弩張的敵對關系。

花樣百出的取證手段

AI財經社通過中國法律文書網的判決結果，發現大廠們往往通過以下幾種方式調查取證離職員工的就職情況：

一是拍攝視頻或照片。通過實地探訪調查，拍照或錄制視頻，以此證明離職員工新入職公司的工作地點，以及新入職公司是否為競對或其關聯公司。或者通過某種手段得到前員工手拿辦公文件連續多個工作日在競對公司辦公地點走動的視頻，視頻內容通常還包括前員工進入辦公區域未受到保安阻攔，和周圍同事打招呼等等。

在騰訊與前員工肖苑的案件糾紛中，騰訊所提供的視頻證據顯示，肖苑在一周內連續多次進入北京字節跳動公司的辦公場所，其在上班時間點手拿辦公文件走動，進入辦公區域未受到保安阻攔。

字節在與前員工史驍雄的勞動糾紛中，提供的視頻證據顯示，史驍雄進入某某大廈，大廈內顯示有騰訊公司標識。騰訊在2020年起訴前員工錢柄樺的案例中也使用了同樣的方法。騰訊提供的錄像顯示，錢柄樺在2019年多次進入了字節跳動在上海的辦公室。

而根據媒體報道，曾有一位從美團跳槽加入競對平臺的中層，被私家偵探蹲守公司停車場，連續跟拍一周，作為輔助證據。

二是寄快遞。公司會向離職員工郵寄快遞，地址填寫競對公司的辦公地點，收件人填寫離職員工。如若快遞記錄顯示或快遞員證明，“本人簽收”“已妥投”“收件人取走郵件”，可能就會成為違反競業協議的證據。這是一種成本低廉、高效的做法。

在字節與前員工廉婷的勞動糾紛中，字節所提交的證據之一就是向廉婷郵寄的快遞記錄，它分別通過EMS及京東快遞向廉婷寄了快遞，地址為某大廈7樓騰訊企鵝號，快遞結果查詢顯示“收件人取走郵件”及“本人簽收”，以此作為廉婷入職騰訊“企鵝號”的證據之一。

但這種做法未必都會被法院采信，因為簽收了也無法證明是本人簽收，很多快遞都是前臺統一簽收。在騰訊起訴高緒楠一案中，騰訊就給高緒楠寄了快遞，而且騰訊多了個心眼，專門在訂單上留言“務必本人簽收”。但即便這樣，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依然沒有支持這一說法。

三是核實社保繳納記錄。比較常見的情況是，前員工在勞動仲裁階段提交的社保繳納記錄，可以核實是不是由競對公司或其關聯公司所繳納。

字節的一位前員工堅稱自己已經在某公司繳納了社保，但字節以辦理社保的名義給該公司打電話，獲得的回復是，該公司無法給個人辦理社保，只能給公司辦理，因此得知這位員工的說辭矛盾。

上海申倫律師事務所夏海龍也對AI財經社說：“如果真的有了糾紛，原告有權利通過法院申請調查離職員工的社保記錄，一旦證明了員工通過競對及其關聯公司繳納社保，這個證據既合法也有效。”

四是電話咨詢。有公司的人力部門會定期電話回訪，詢問離職員工履行競業限制業務的情況，就業情況，是否去競對等等。為了確認離職員工是否去競對，前公司工作人員甚至會給競對公司前臺打電話確認。

在騰訊訴劉春寧的案子中，騰訊委托人撥打了阿里巴巴濱江園區電話找劉春寧，并查問劉春寧的工號，電話總機回復稱“對的，請稍等”。諸如此類的電話內容都會被錄音作為證據進行證據保全。

五是要求自我報告。公司往往都會要求，離職員工需在其競業限制期限內，每月以電子郵件方式告知其就業及任職情況，以確保沒有在競爭對手的公司任職。

六是公開報道和公開活動。不久前，科大訊飛跳槽到騰訊的員工被判賠1200萬元一事登上熱搜。而根據合肥中院的一審判決，科大訊飛訴稱，陸昀在離職后的第二個月，就出席騰訊首屆MEET創新科技峰會并擔任騰訊智能平臺副總裁，違反了競業限制的約定，直接導致其此前收購陸昀創立公司的目的落空，給其造成巨額經濟損失。

2020年10月，而小米副總裁常程被老東家聯想起訴，索賠525萬元。作為聯想手機業務負責人之一的常程聲稱以個人原因離職，后立馬就入職了小米，雷軍還為此發了微博，如此高調的做法激怒了聯想。據AI財經社獲悉，此事已經惹惱了聯想集團CEO楊元慶。

甚至朋友圈也會被當成證據。百度在2019年起訴了前員工康某，因為他在朋友圈發布了“歡迎加入頭條國際化團隊”的內容。

不過，上述做法盡管非常普遍，但這些做法本身也存在很大爭議。

比如跟拍前員工或者買通物業獲得監控錄像這種做法，夏海龍表示，視頻一定要看是否在某個特定的場合獲得，而這個場合作為原告有沒有權利進去、用什么方式進去。比如公司都有內部監控，但這些監控只能用于公司內部管理而不能外傳。“實際上都是用不太正規的方式，比如跟對方公司的員工或保安溝通來取得的證據，嚴格來說都是侵犯了雙方員工的隱私權，是不能用的”。

夏海龍提到，“作為被告方，可以對原告方的證據提出合法性的質疑，而且原告也有義務說明證據的來源，如果有任何不合法的方式，如私家偵探或偷拍，這其實是以侵害員工的隱私為代價，這些證據不能在法庭上證明員工有什么過錯。”

“但是這種效力存在一定問題的證據，有可能和其他證據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所以仍然有可能會證明員工存在違反競業限制義務的行為。”中國政法大學知識產權中心研究員趙占領告訴AI財經社，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這些證據依然會有效力。

員工與公司的博弈

競業協議的初衷是為了避免公司機密外泄以及限制競爭。而適用人群往往也是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和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限制期限不超過兩年。為了補償你的就業自由受到限制，公司通常會按照離職前12個月平均工資的30%，逐月發放競業限制補償金。

但現在的一個問題在于，與互聯網大廠之間存在業務競爭的情況越來越普遍。以騰訊和百度為例，這兩家公司列出的競爭企業的名單上，幾乎囊括了所有主流的互聯網公司。像百度的競爭公司除了阿里、騰訊、網易這些大廠，甚至也包括格靈深瞳、地平線等創業公司。也就是說，這些大廠出來的員工，基本失去了再入職大廠的機會。

圖 /視覺中國

我們在裁判文書網上查閱“競業限制糾紛”相關案件發現，雙方爭議的焦點通常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競業協議限制范圍是否寬泛，二是員工是否屬于適用競業限制義務的主體，是否存在違反競業限制義務的行為以及是否應向前公司支付違約金，三是雙方約定的違約金數額是否合理。

簽訂競業協議雖說是本著雙方自愿的原則，員工可以選擇不簽。但在實際操作中，員工常常陷入不得不簽署的窘境。比如，入職時不同意簽訂，那么企業也有權不錄用，就會面臨失去工作機會的風險；或者礙于領導、公司可能對他有一些想法，所以一般都會簽訂。

當然，員工與雇主之間也在斗智斗勇。員工為了規避風險，一種常見的做法是，新雇主安排競業人員通過一家沒有同業關系的第三方公司簽訂勞動合同及處理工資福利，但競業人員實際上在為新雇主工作。雖然也是違約行為，但調查取證難度較大。

騰訊起訴字節跳動的員工錢柄樺就是因為對方采用了類似做法。錢柄樺并沒有直接與字節跳動簽勞務合同，而是與外包公司簽合同，但最終還是為字節跳動服務。

實際上，越來越多的公司也變得聰明了，比如當他們知曉你并沒有入職競爭對手公司后，出于節約成本的考慮，他們會立馬停止發放補償，自動終止競業協議。

而法院規定競業限制的期限不得超過兩年，幾乎很少有公司認為支付兩年的補償金是件劃算的事情。“司法解釋有規定，如果公司連續三個月不給補償金，勞動者也有權起訴要求解除協議，如果公司主動要求解除，勞動者可以要求公司多給三個月的補償。”夏海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