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流量明星鄭爽突然被曝代孕棄子，這則驚天丑聞也將代孕行業再次拉回公眾視野。

我們發現，這個游走在法律邊緣的灰色產業，在疫情之下，由于海外代孕提供者銳減，面對國內有增無減的需求，這門生意更加火爆。

硬幣的一面是沉默而龐大的不孕不育群體，另一面是法律、道德和女性權益的拷問，代孕行業抑或輔助生殖行業，究竟該如何規范？

疫情催紅國內代孕市場

所謂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借助現代醫療技術，將受精卵植入子宮內，為他人妊娠、分娩的行為，包括人工授精、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技術及其他相關衍生技術。

我國法律和道德對代孕持譴責態度，但我們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國內代孕行業仍然屢禁不止，由于疫情影響，甚至變得比以往更加火爆。

我們聯系了一家專注于海外試管嬰兒服務的機構，官網顯示，該公司在香港、泰國、廣州均設立分公司，為國內居民提供試管嬰兒、美國產子、出國體檢、就醫等服務。

該公司負責人告訴我們，由于疫情原因，公司的海外代孕服務已全面停擺，“國內的客戶出不去，現在我們在俄羅斯、烏克蘭、美國的代孕業務已經取消了，具體恢復時間要看疫情和國家規定。疫情對我們海外代孕沖擊比較大，現在公司運營也很困難，已經裁掉部分員工了。”

多名代孕機構從業者表示，疫情進一步催生了國內代孕市場。劉威在一家武漢的代孕機構工作，他透露道，今年以來已經接到好幾個海外籍的中國客戶，有的客戶在國外定居，但更青睞中國的孕媽，有的客戶在其他國家做得不順利，轉而到國內做。一些國外代孕機構的運營者同樣是中國人，由于海外疫情持續蔓延，這些機構陸續轉入國內市場。

劉威解釋稱，“我們機構大部分孕媽來自山區農村，有過生育史，年齡35以下，很受客戶歡迎。現在國內技術越來越成熟，又比海外方便，客戶沒有必要在國外做。”

專注于上海代孕中介服務的老李也持相同觀點，“未來國內市場行情肯定越來越好，生育是基本需求，時間不能等，國外又去不了，海外業務這兩年肯定都不行。”

代孕服務并非新鮮事物，伴隨著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時，代孕行業已具備一定市場規模，如今成立較早的代孕機構逐漸形成一套完備的服務流程。

以劉威所在的公司為例，客戶需要先進行體檢，向代孕機構提供年齡、孕檢結果、雙方染色體、男方精子質量分析、女方卵巢功能等基本信息，隨后可以親自到公司實地考察，確認合作意向并簽訂合同后，女方即可啟動排卵、取卵，同時對男方取精，15天左右就能做成胚胎。

在劉威的朋友圈內，代孕生意更是呈現一片繁榮景象。幾乎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客戶現場考察、簽約、成功抱娃。乍一看，代孕仿佛變得和租房一樣容易。

當被問及是否會受到鄭爽丑聞波及時，多家機構回復稱，公司業務不會受到任何影響，只要客戶做好體檢，一到兩個月就能安排移植，最快年底即可成功抱娃。

AA69的區域經理王勝告訴記者，公司經營已有18年，截至去年11月，輔助生育了2萬個嬰兒，不僅擁有自建實驗室和國內頂級生殖專家資源，孕媽也由獨立后勤團隊陪護、照顧，但絕非媒體口中的黑中介。

強調專業性和口碑經營的同時，不少代孕機構提出，“國內雖然不合法，但是不犯法，如果觸犯法律我們不會做的”，更有從業者認為自己做的是一件“好事”，“禁止供卵和代孕，5000萬不孕不育家庭該怎么辦呢？我希望能給這些家庭更多保障，更多關愛。”

代孕家庭血本求子

中國人口協會2012年公布的《中國不孕不育現狀調研報告》顯示，目前全國平均每8對育齡夫婦中，就有1對面臨生育問題，不孕不育率達到12.5%至15%，接近發達國家的15%-20%，治療失敗的約占66%，以13.5億人口總數粗略估計，2012年時，中國不孕不易人群已經達到5000萬。

王勝告訴記者，一般有代孕需求人分為三類，一是自身生育條件不好，多年備孕無果的夫婦，二是失獨家庭，或者想抱二胎的高齡產婦，三是忙于工作的商業精英、高收入群體。“你可能想象不到，有的人想要一個孩子，想到要著魔的程度。”

現實生活中，這類群體往往求子心切，年齡偏大，害怕錯過最后的生育年齡，因此不惜高價求子。或許捏準了求子群體的心態，代孕機構叫價也頗為昂貴，市場均價在60萬—120萬之間浮動，如果對嬰兒性別或體重另有要求，客戶還要額外支付費用。

而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189元，也就是說，如果一對夫婦想要代孕一個不包性別的胎兒（60萬元為基準），需要不吃不喝攢錢9年。

不菲的產子費僅有一小部分流入代孕媽媽的手中。記者在貼吧看到不少招募代孕媽媽的信息，代孕媽媽的報酬多在15萬—20萬之間，至少三分之二的報酬都被代孕公司抽走。

極為豐厚的利潤，也使得代孕行業逐漸衍生出巨大的地下市場，其中就包括屢見不鮮的黑中介機構。這類機構通過低價吸引客戶簽約，中途坐地起價。為了節約成本，常常將一個卵源分給多個客戶。孕媽的住宿條件也極為惡劣，通常多人混居在城中村里，人身安全和自由權難以得到保障。因此，代孕黑中介往往成為法律糾紛的重災區。

我國曾明確出臺“禁止代孕”的規定。2001年衛生部發布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第3條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2006年，衛生部下發《衛生部關于印發人類輔助生殖技術與人類精子庫消驗實施細則的通知》規定，借卵治療只能限于做試管嬰兒的女性生育的卵子捐贈出來。

不過上述規定均屬于衛生行政部門的文件，并未納入現有法律中，加之約束對象僅僅是醫療機構，民間代孕、取卵手術并未受到直接管束。

2015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曾增加一條“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但因參與草案的 與會者分歧較大，該條規定最終被刪除。

關注此事的資深律師李維表示，“目前國內在代孕領域仍然存在法律空白，監管機構及主流輿論對代孕持批判態度，因為代孕與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相違背，也存在一定道德爭議。”

李維表示，“在卵子母親、代孕母親、代孕機構三者中，最弱勢的是代孕母親。代孕生產的孩子通常受到法律保護，卵子母親也享有法律承認的權利與義務，但代孕母親的權益很難得到保障。現有法律規定認定代孕合同無效。因此，代孕過程中如出現經濟糾紛、法律糾紛，代孕母親只能按照實際付出的時間和金錢成本獲得相應民法補償，無法獲得合同承諾的利潤。”

輔助生殖上市公司市值320億

盡管代孕行業仍爭議不斷，但其背后廣闊的生殖市場不容忽視，近年來，已有公司靠著“輔助生殖”生意成功登陸資本市場。

2019年6月25日，四川錦欣生殖醫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成功掛牌上市，發售價為每股8.54港元，截至20日收盤時為止，報15.74港元，目前總市值達382億港元，約合人民幣320億元。

信息顯示，四川錦欣生殖醫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9月12日，是一家輔助生殖技術服務提供商，旗下包括四川西囡、深圳中山、美國HRC三大輔助生殖技術中心，專注在中國提供不孕不育的完整解決方案，包括生育力評估、輔助生殖不孕不育診療等相關服務，已發展成為中美兩地的輔助生殖龍頭企業。

從該公司的招股書可以看出，錦欣生殖的主要收入來源包括輔助生殖服務、管理服務及輔助醫療服務，其中，輔助生殖服務貢獻了絕大部分收入，2016年、2017年及2018年12月31日，輔助生殖服務占同期收益總額的比例分別為93.1%、79.7%、86.3%，所謂輔助生殖服務包括人工受精、體外受精、胚胎移植等形式。

該公司招股書援引了美國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的數據，全球不孕癥患病率從1997年的11.0%上升到了2017年的15.0%，其中中國2017年也達到了15.5%。這就意味著，中國2017年約有47.7百萬對不孕癥夫婦，預期于2023年將增加至約5620萬對。而根據最新的人口統計數據，2018年末中國育齡婦女人數為3.46億人。

得益于廣闊的不孕不育市場以及代孕行業的高利潤，上市后錦欣生殖的經營業績仍爆發式增長。

2019年，錦欣生殖實現整體銷售收入16.5億元，同比增長78.8%；毛利潤8.2億元，同比增長97.7%；凈利潤4.2億元，同比增長98.3%；經調整凈利潤為5.3億元，同比大漲100.7%，此外，錦欣生殖的毛利率也由2018年的44.8%增至49.55%。

不過2020年以來，錦欣生殖的業績開始步入下行通道。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營收為6.1億元，同比下降22.6%；歸母凈利潤為1.23億元，同比下滑30.6%。

光大證券預計，2020年—2022年，錦欣生殖的凈利潤增速分別高達11.8%、24.2%、23.4%,且生殖行業具有強大的議價能力，該公司能夠通過提升服務、提供增值服務提高服務價格，未來客單價呈穩中有升的趨勢。此外，受到外延收購落地、生育政策放開、生殖需求增長等因素影響，該公司股價或將持續上漲。

（應受訪者要求，劉威、王勝、老李、李維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