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打假三十年：辛巴賣燕窩被盯上，買200萬假貨賺400萬

快手一哥還是遇上了打假一哥。

2020年11月19日，沉寂許久的王海盯上了東北老鐵辛巴。作為快手一哥，一向高調浮夸的辛巴，終于遇到了麻煩，他在直播間賣的燕窩被質疑是糖水。

王海買了拿去檢測，發現這玩意兒不含蛋白質和氨基酸，唾液酸含量僅有萬分之一點四。結論是：辛巴燕窩是風味飲料不是燕窩，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而且忽悠消費者，明明說賠錢賣交個朋友，背后卻是暴利。

在燕窩之后，王海向辛巴全面開戰，辛巴所售的賓利月餅、去口臭牙膏等均被王海一一點名。辛巴當時喊出了假一賠萬的承諾，讓王海欣喜不已，打假20多年，基本都是假一賠三，假一賠十，現在來了一個假一賠萬，如果能兌現承諾，能把辛巴的底褲賠得一條不剩。

雖然，辛巴同意退貨，但他應該慶幸不是生活在職業打假人蓬勃發展的年代。

過去三十年，是經濟和物質匱乏到極度豐盛的年代，而王海與其背后的職業打假人江湖演繹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職業打假歷史。

01

1992年，在青島港裝貨的幾條外國郵輪上赫然掛出橫幅標語——當心中國水泥！

這一幕被記者拍下，發至內參直抵北京。有關領導拍案而起，對此做出批示：“這是信任危機，打擊假冒偽劣事關政治，事關政府威信，事關國家民族的前途。”隨后，遍及全國的中國質量萬里行活動在領導的關懷下應運而生。

在市場經濟剛剛走向繁榮的日子里，假冒偽劣產品迅速占領生活中的一切場景。衣服開線，鞋子張嘴只是家常便飯，假種子、假化肥橫行一時，彩電爆炸，啤酒瓶爆炸，爐具爆炸。有數據顯示，僅僅在1992年，全國發生6000起高壓鍋爆炸事件。

圖/視覺中國（被查獲的假酒）

假名牌也層出不窮，茅臺、五糧液真品十里挑一。1992年，工商部門對北京的星級飯店和國營商場抽查，104瓶高檔名酒中僅有4瓶為真。貴州假酒案罪犯羅德明1992年在貴州遵義伏法，被稱為中國打假第一槍。他的判決書中明確寫著：制造銷售茅臺酒4.13萬瓶，非法獲利209萬元。

保健品也在這一時期盛極一時，505神功元氣袋、哈慈五行針、中華鱉精、太陽神口服液，神奇的產品掀起一輪又一輪的造富狂潮。

1994年的秋天，保健品巨頭、遼寧人姜偉從沈陽飛到香港，為他的沈陽飛龍保健品有限公司謀求上市機會。這家主打延生護寶液的保健品巨頭年利潤超2億元。哪個香港人可以拒絕一家如此規模的公司？

現實如沈陽的八級大風一般抽在姜偉臉上。香港的證券人員對他毫不客氣，直奔主題，“你們一年研發投入有多少？”2000萬。”姜偉咬牙回答。“這么少的研發投入，你招股書上寫，未來5年20億的銷售額拿什么完成？”

類似的提問，香港方面給姜偉提了2870個。姜偉為這次上市前后花掉1800萬元，最后就收到一份符合港交所規范的財務報表。

回到沈陽后，蟄伏多日的姜偉在《北京青年報》上刊發了一篇萬字長文，叫“總裁的20個錯誤”。其中，第19個錯誤叫做“地毯式轟炸的無效廣告”。姜偉寫道：“營銷的零售終端是市場攻擊的基本點。”

在過去的幾年，沈陽飛龍常年霸占東北各地媒體的廣告版面，廣告效果并不明顯，花掉大筆資金，而對零售商的扶持力度不夠，公司的投入產出常年不成正比。

總裁的自省雖然被各路群眾反復玩味，卻鮮有公司吸取教訓。畢竟那還是個電視上播個廣告老百姓就信的年代，人們跟著電視廣告吃過紅茶菌、醋泡蛋、胖大海。和今天的直播帶貨一樣，電視廣告帶貨在90年代風行一時。

市場混亂無序，誠信交易的規則被打破。這直接導致1994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簡稱“消法”）正式實施后，消費者并不相信真正會有一部法典來保護他們的權益。重塑市場秩序迫在眉睫。

第一版“消法”被消費者忽視到什么地步呢？其中第49條規定，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賠償力度遠超多年以來民法中主張的損一賠一。

這條鼓勵消費者與違法者死磕到底的法律條文，一直到1995年，法律執行一年后才被一個法律系大專生發現并應用。

大專生叫王海，1995年從青島來北京闖蕩，攻讀法律專業的成人大專。為了試試這條法律管不管用，他在北京四大百貨商場之一的隆福大廈分兩次買下12副假冒索尼耳機，然后徑直走向東城區工商局，依據《消法》第49條，向隆福大廈提出了雙倍賠償的要求。執法人員問他，“你知道耳機是假冒的嗎？”王海答，“當然知道。”對方一聽就來氣了，“知道假的還買，你這不是刁民嗎？”

這或許是“知假買假”這個詞首次在市場中出現。隆福大廈當然不愿意全部賠付，只想退賠前兩副耳機，并額外支付200元補償金，但對王海第二次買的10副耳機只退不賠。

王海當即拒絕這一條件，理由很簡單，法律是不能打折扣的，法律從來沒有說過“知假買假”不賠，實在無法協商就讓法庭來裁決吧，“我喜歡法庭上那種莊嚴和肅穆，我喜歡法律的嚴謹和一絲不茍。”

盡管《中國消費者報》對王海的舉動連續三期刊發專題討論，但這并未幫助王海成功索賠。這也給了王海重回北京的理由：隆福大廈還欠著他錢呢。

02

重返北京讓王海變成“王海現象”。王海意氣風發，手拿菜刀砍電線，一路火花帶閃電。50天內，他靠買假貨再索賠，橫掃北京消費圈，讓北京10家商場服軟，獲賠8000元。王海成了“中國打假第一人”，中國保護消費基金會設立“消費者打假獎”后第一位獲得者。

王海最早是單兵作戰，幫助慕名而來的個體維權，先是水貨手機，接下來是天津伊勢丹百貨收費兩毛錢的廁所。王海向一切侵犯消費者權益的機構宣戰。

名氣越來越大，找上門的人越來越多，不堪重負的王海開始組建團隊。1996年12月，王海注冊成立北京大海商務顧問有限公司，將個人打假導向了公司化運營，業務模式分三種：幫消費者維權打假；知假買假；受雇于企業，替企業打假。

他以公司名義招募了一批調查員，多方出擊，搜集假貨線索。據王海自稱，鼎盛時期，他旗下調查員多達200人。

圖/視覺中國（假貨銷毀現場）

后來他開始轉變思路，不再去為難商場和小商家，轉而去打擊大企業。“打大老虎，這是順應時代”。

2010年，沉寂多年的王海把第一槍指向了金山毒霸的經銷商，狀告他們歧視和欺騙中國消費者；接著又在廣州起訴杰士邦安全套虛構英國血統，在北京以“價格欺詐”起訴武漢杰士邦衛生用品有限公司。

2011年10月，王海將耐克舉報至工商部門，認為其搞雙重標準，國內銷售的高價球鞋較美國版本嚴重減配。最終，北京市工商局向耐克開出487萬元罰單。

讓耐克吞下苦果后，王海的網越拉越大。羅永浩聲稱自己的錘子是“全球第二好用的智能手機”，也被王海抓住小辮子。在王海的舉報下，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責令錘子停止發布違法廣告，不做處罰。

更為知名的一戰是與“六個核桃”的對決。頭大的魯豫在廣告中說：“經常用腦，多喝六個核桃”。同樣頭很大的王海買了瓶“六個核桃”，喝了以后覺得對自己的大腦沒幫助，以涉嫌虛假宣傳的名義要求賠償500元。

在同類案件中，還有個非常知名的是農夫山泉有點甜的案子。早在1999年，江蘇的顏先生花1塊錢買了瓶農夫山泉，他說沒有喝出甜味，顏先生將農夫山泉起訴到法院，要求賠償1元。盡管上述兩個案子最終都沒有獲得法院支持，但這兩起案子的影響力，讓這些市場主體更加規范自己的言行。

當然，打假的背后不是為民請命，更多是利益的驅動。王海的成功讓一批人看到了發家致富的捷徑。當時，杭州一度成了職業打假者的天堂，并不是因為杭州假貨多，而是杭州的執法者對售賣假貨處理最迅速。

各路神仙齊聚杭州，專門盯著連鎖超市下手。除了假冒偽劣，更多是標識錯誤、宣傳語夸大和過期商品，超市干脆轉變策略，由圍剿改為招安，以3000元月薪聘請這些打假者，讓他們每周到超市里走一圈，找一些標注有問題或者過期的商品。

對于王海這種已經成名的打假者，3000元可收買不了他。規模化打假多年，王海早已賺得盆滿缽滿。他本人從未在公開報道中正面回應這一話題，但他舉過一個例子，某醫藥廠商委托他打掉一座假藥工廠，委托費是200萬元。有記者說他資產過千萬，王海哈哈一笑，這記者還是太年輕，“‘過千萬’很多嗎?也就北京一套房子的價吧。”

早在2014年，王海一年買了1444筆假貨，花了202萬元，最后賺了400多萬。清華大學法學院曾搞過一場“知假買假”全國法學研討會，王海被邀請去交流。他聲稱要投入200萬元打假，重點打假食品和藥品，爭取賺回2000萬。這個投資回報率，連專業的風險投資都自愧不如。但用王海的話說，跟做騙子的獲利不在一個層面。

當然，王海們打假過的企業，很少因為他打假而直接破產倒閉。隆福大廈已經從商場改造成了寫字樓，錘子科技也賣給了字節跳動，但這種變動都跟王海沒有直接關系。但不可否認，職業打假人對于凈化市場環境還是起到了輔助性作用。

03

市場環境正在起變化，職業打假人的處境愈發尷尬。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稱王海是“市場清道夫”，也有人認為這些知假買假者是刁民，以惡懲惡，為錢而爭。

職業打假和敲詐勒索之間往往就一墻之隔。2003年12月，職業打假人臧家平因敲詐勒索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終審判處有期徒刑3年。當年的媒體普遍認為，臧家平事件意味著“王海現象”的終結，也意味著個人英雄式的打假走向窮途末路。

圖/視覺中國（鑒定奢侈品真偽）

拋開這種敲詐勒索，正常的打假在這種強烈的利益沖突面前矛盾重重。這種斷別人財路，讓自己發財的生意，必然遭人記恨。

人稱“沈陽王海”的職業打假人劉陽在60歲時遭遇人生中的第一場圍毆。9個不講武德的年輕人把他從自行車上拽下來，拉到小胡同里，暴打持續2分鐘，造成他肋骨骨折、腰脫、頭外傷、左耳聾。

“挨打的不是我，是這個職業。”劉陽在挨打后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在劉陽之前，昆明的職業打假人陳獻禮因為對一家藥房打假，在昆明五華區工商局蓮華分局大樓下，被3名強壯的男子打翻在地，臉部縫了3針。

更慘的因為打假而死于非命。2003年，一位名叫黃立榮的職業打假人坐在車里，用望遠鏡和照相機對一家私營中醫院監視拍照，被對方發現，有幾個人沖過來抄起鋼管、掃把和木板，把黃立榮一頓暴打，10根肋骨骨折，肝臟破裂。黃立榮遇害，被棄于北京醫院附近的街頭。

調查這起案子之前，黃立榮曾去王海公司應聘，但沒被錄用。恰巧在面試期間，一個客戶找王海調查一家醫療企業，王海沒有接手，黃立榮在旁邊聽到，悄悄追出去，接了這個案子。

身邊人就此倒下，讓王海的風險控制意識顯著提升。因為擔心來自被打假者的報復，王海和他的公司始終都保持著神秘。自從1995年來北京打假，王海已經數度更換公司地點，同客戶或是媒體見面大都選在公共場合。正因如此，鮮有人見過王海真容，每逢公開露面，王海都戴著一副墨鏡。一是為了保護隱私，二是為了以后打假方便，不容易被認出。

即便如此，王海也常常遭遇了各種威脅恐嚇，很早就有人出20萬買他的人頭。在一個內陸省份打擊假藥廠的行動中，他一次性帶上50名保鏢，甚至他還會雇傭私家偵探，替他出手。

不過，最終讓職業打假人的路越走越窄的還是法律。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答復意見中指出，目前可以考慮在除購買食品、藥品之外的情形，適時借助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形式，逐步限制職業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為。

不久之后，深圳市更是明確，不再支持牟利性職業打假。福州市政府則發布文件正式將“職業打假人”納入黑惡分子。

法律天平的反向傾斜讓職業打假人的黃金年代一去不復返。2018年，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在一份調研報告中指出，雖然“職業打假人”起訴商家的案件中，原告勝訴率一般能達到60%至70%。但在食品藥品領域之外，想要通過大量囤積假貨而獲得巨額賠償已經不太現實。

長期以來，王海們在打假產業鏈條上游走，受限于當時的立法和執法力度，他們是受益者。而職業打假人所獲得的個人名利、造成的輿論效應，其實遠遠大于實際給老百姓帶來的價值。

王海嘗試過轉型，從運動員變成教練員。他曾經策劃過一個基于微信的知識付費，教個人打假者如何提高技術、控制風險，初期定價1萬元，大概三四節課。不過，這門課也僅僅局限在他的腦海中，并未實際推出。

然而，假貨并未因為職業打假者的落寞而消失。

電商、微商和直播帶貨的興起，讓很多假冒偽劣商品從網絡上卷土重來，魚龍混雜的賣家和主播，也滋生了造假土壤。

和實體店相比，電商和微商的經營邏輯更像游擊隊，難以抓到把柄，維權難度更大，打假成本也被擴大。王海也很苦惱，很多商家都把他列入了黑名單，他注冊的多個ID賬號不能下單，所以就變成了貓鼠游戲，他不得不頻繁更換收貨地址。

即使這樣也不行，他曾經盯上一款保健品，一口氣買了9萬多元，快遞送到樓下，一看這地址，嚇得夠嗆，廠家趕緊讓配送員把貨送回去了，死活不肯再發貨。

前幾天，老媒體人程苓峰還細數某平臺商家賣假貨的行為，買回來的東西不是缺斤短兩，就是劣質假冒。而精打細算的老太太在貪便宜的心理驅使下，愣是花了一萬多塊錢，買了一堆劣質商品回來，氣得程苓峰呼吁“人民日報關注”。

辛巴的燕窩事件則讓當下最火爆的直播帶貨暴露出了危機，各種全網最低價已經讓直播失去了初心，演變成了不顧品質只顧價格的廝殺。其實在辛巴燕窩事件發生前，監管總局就已經出手，發布了《關于加強網絡直播營銷活動監管的指導意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物資匱乏，市場經濟剛萌芽，假貨有一個生長并消亡的過程。但30年過去了，經濟得到了極大發展，物資充裕，假貨依然可以改頭換面的存在。尤其是直播興起，各種直播套路開始泛濫，網紅們一口一個“家人們”，打著不賺錢交個朋友的幌子，背后賺得盆滿缽滿。

新經濟崛起之后，或許打假的方式變了，不一定需要職業打假人，但打假本身依然還有市場，也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