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關于“誰來接棒”“誰退居幕后”“誰被邊緣化”“下一代掌門究竟是誰”的低語，早已在紅杉資本的合伙人圈層內悄然流轉。如今，以一紙宣告告別了那位曾在全球投資版圖上揮斥千里的掌門人博塔，迎來兩位新任接棒者：林君睿和帕特·格雷迪。

作為硅谷最具實力的風險投資公司之一，紅杉目前管理規模約為56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000億），如今隨著一紙公告，掌門人正式更換。

盡管外界看到的是“平穩交接”，但在這家管理數千億美元資產、見證硅谷風云變換的老牌風投機構內，這卻更像是一場“宮斗”。

“宮斗”的導火索來自一條社交媒體上的沖突。夏季，一位合伙人在公開平臺對紐約市長候選人Zohran Mamdani發表攻擊性言論，引發了內部抵觸與外界信任的雙重危機。作為當時的全球運營掌舵人，博塔選擇站在言論自由的一方，而非代表公司鄭重道歉。他的選擇讓高管團隊震怒，首席運營官因此辭職，機構聲譽也開始動搖。有人說：他的智商或許無人能及，但情商卻被認為遠低于預期。

與此同時，在科技邏輯高速重構的當下，博塔在人工智能投資的謹慎姿態也逐漸成為“機會流失”的代名詞。Open AI估值飆升之時，曾擁有先機的紅杉卻因出手的謹慎僅獲微弱份額。

從紅杉資本治理結構來看，合伙人擁有隨時對領導層發起投票的權力。而當帕特·格雷迪和林君睿與另一位高級合伙人聯合起來，并得到上一任管理合伙人Doug Leone的支持，紅杉的這場“政變”亦由此落下帷幕。

由于“情商不足”導致的一場宮斗

事情的序幕，其實遠早于公開公告那一刻。關于“誰來接棒”“誰退居幕后”“誰被邊緣化”“下一代掌門人究竟是誰”的討論，早已在紅杉合伙人圈內低聲流。

2025年11月初，紅杉正式宣布：自2003年加入、曾擔任全球管理合伙人的Roelof Botha將卸任日常管理職務，轉任顧問；由長期合伙人Alfred Lin 與 Pat Grady共同接任，負責全球運營與戰略方向。表面上，這是一次平穩交接；但在這家管理著上千億美元、見證硅谷五十年榮枯的老牌機構內部，這場換帥更像是一場關于方向與治理的“靜默宮斗”。

導火索是今年夏天，紅杉資本合伙人肖恩·馬圭爾在社交媒體平臺X上，對紐約市長候選人佐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發表了攻擊性言論。

作為紅杉資本的全球領導人，羅洛夫·博塔選擇捍衛馬圭爾的“言論自由”，而沒有代表公司進行正式道歉。

博塔的處理方式引發了內部強烈不滿。其中，首席運營官蘇邁婭·巴爾巴萊因此憤而辭職。這一事件迅速動搖了外部投資者對紅杉資本的信心。

甚至，海灣地區的投資者也開始質疑紅杉資本的價值觀和企業文化。他們認為，能夠容忍“如此偏見”的公司，違背了他們遵循的道德的投資框架。于是把羅洛夫·博塔推到了風口浪尖。

博塔的智商的確高得離譜，但他的情商與智力并不匹配。這是外界對于這位紅杉掌門人的最多評價。

同時，博塔在AI領域的出手過于謹慎，這讓紅杉錯失了不少機會。

最典型的例子是，紅杉資本曾在2021年向當時估值約200億美元的OpenAI僅投資了約2000萬美元，導致在后來OpenAI估值達2600億美元的融資中，紅杉資本僅獲得了不及預期的股份。雖然在后續又在多輪融資中增加了一些股權。不過在今年早些時候，OpenAI那一輪估值2600億美元的融資中，紅杉曾提出出資10億美元，最終只獲得“遠小于”該數額的股份。

根據紅杉資本獨特的治理結構，合伙人可以在任何時候對領導層發起投票。

這次，林君叡、帕特·格雷迪與安德魯·里德三位高級合伙人聯手，得到了更廣泛內部成員以及上一任管理合伙人道格·萊昂內的支持。

在這場接力中，最受矚目的，是新任掌門人之一林君叡（Alfred Lin）——一位擁有華人背景的硅谷投資人。

林君叡出生于臺灣，少年隨家人移民美國，本科畢業于哈佛大學應用數學專業，后獲斯坦福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他曾在LinkExchange任職，后加入Tellme Networks，再到Zappos擔任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與董事長。2009年，他協助Zappos以12億美元被Amazon收購，完成硅谷史上經典并購之一。

2010年，林君叡加入紅杉，專注早期投資。他主導或深度參與了Airbnb、DoorDash、Stitch Fix、Open AI等一系列明星項目，從天使輪一路陪伴到上市，成為紅杉內部極具代表性的“從運營走向投資”的人物。他的風格低調但極為系統，強調“從現金流到組織節奏的可持續成長”，常被創業者形容為“最懂創始人”的投資人之一。2017年后，林君叡開始主導紅杉的早期投資板塊，并與帕特·格雷迪分別負責早期與成長業務。二人“合掌”紅杉，既是平衡權力的選擇，也意味著紅杉未來將更加結構化與分層化運作。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林君睿參與OpenAI融資時推動紅杉資本增加投資額，最終在該企業估值達2600億美元的融資中獲得股份。

相較之下，帕特·格雷迪更專注中后期成長投資。他在2015年加入紅杉后，代表公司押中了Snowflake、Zoom、Okta等企業級科技明星項目，是紅杉在SaaS與B2B領域的中堅力量。二人的組合，被外界解讀為“紅杉的下一代答卷”——在激烈變化的科技周期中，用雙引擎維系機構韌性。

此前，10月底，紅杉資本宣布募集完成了一支7.5億美元的早期基金和一支2億美元的種子基金，并明確表示將加注人工智能賽道。這一舉動被視為新領導層的就任宣言。其實，從側面來看，紅杉資本的政變，也反映了全球資本對AI時代的焦慮與渴望。

新接棒，新故事

硅谷風投之王，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投資機構之一，被查理·芒格稱贊是最佳投資公司，這就是紅杉資本。

它的故事始于1972年的加州，英特爾剛成立不久，蘋果、谷歌都還不存在。Don Valentine——一位出身芯片行業的前市場經理人——在門洛帕克的一間小辦公室里成立了一家風險投資公司，取名“Sequoia Capital”，意為“紅杉樹”，象征穩健與長青。

Valentine的理念很簡單：“去尋找那些能改變產業結構的企業。”他相信真正的創新往往從實驗室或車庫里萌芽，于是決定為這些創業者提供第一筆資金。

1975年，紅杉投了電子游戲公司Atari；三年后，又押中了Apple。那是紅杉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成功——不僅獲得投資回報，更重要的是，它與硅谷創業浪潮緊緊綁在一起。從此，“早期押注、長期陪伴”的投資風格成為紅杉的底色。

1980年代到1990年代，紅杉迎來了第二階段的擴張。它投資了Cisco Systems、Oracle和Yahoo!，幾乎參與了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的每一次浪潮。那時候的紅杉仍然規模不大，卻已建立了一套內部準則：基金規模適度、合伙人直接參與決策、不依賴明星個人。Don Valentine后來回憶說：“我們不是找聰明的財務工程師，而是找能識別創業者的人?！边@種文化也影響了之后所有的接班人。

進入21世紀，硅谷迎來了互聯網與移動互聯網的黃金十年。紅杉在此期間完成了幾筆足以載入投資史的項目：Google、YouTube、LinkedIn、WhatsApp——幾乎每一個都代表著互聯網生態的關鍵節點。

2006年，紅杉以約800萬美元投資YouTube，僅一年后Google以16.5億美元收購，回報數十倍。2014年，Facebook以190億美元收購WhatsApp，紅杉是唯一機構投資方。這兩筆交易讓紅杉聲名大噪，也在全球LP圈確立了“硅谷最成功風險投資機構之一”的地位。

2000年后，紅杉開始從一家美國本土基金轉向全球布局。2005年在中國設立團隊，2006年進入印度市場，隨后延伸至東南亞、以色列與歐洲。紅杉中國的模式與總部保持相對獨立，本地團隊擁有投資決策權，這在當時是罕見的做法。事實證明，這一選擇幫助紅杉捕捉到了新興市場的增長紅利，也成為其后“多中心化治理”的雛形。

從投資邏輯看，紅杉并不拘泥于“科技”這一標簽。它早期押注半導體與網絡設備，中期押注互聯網與消費平臺，后來又涉足醫療科技、企業軟件與金融科技。以Stripe、Snowflake、DoorDash為代表的一批公司，正是紅杉在“云計算＋SaaS”時代的代表作。

如果說2000年代是紅杉的擴張期，那么2010年代以后，它則進入了體系化階段。機構開始設計更復雜的基金架構，覆蓋從種子輪、早期到成長期的全鏈條投資；同時設立Scout計劃，通過創業者與前員工網絡挖掘新項目。這種“生態式布局”讓紅杉形成了一個自循環系統：老公司退出后貢獻資本，新公司獲得支持，再培養新一代創業者。

2023年，紅杉宣布將美國/歐洲、中國、印度/東南亞三大業務實體完全獨立運營——這一分拆決定，被視為其全球化戰略的重新定位。它承認了“紅杉”這一品牌在不同市場環境中需要不同的節奏和語言，也意味著總部不再是唯一的指揮中心。

紅杉的故事，也因此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一方面，它仍是硅谷乃至全球創投生態的核心參與者，旗下基金管理規模超過850億美元，遍布上千家被投企業；另一方面，它也在不斷應對周期切換、市場波動、地緣政治等多重考驗。

半個世紀，紅杉經歷過幾代人的接力：從Don Valentine到Mike Moritz，再到Roelof Botha，如今交棒給現在的林君叡、帕特·格雷迪。新掌門人接過權杖，紅杉這棵半世紀的“紅杉樹”，也在重新生長出新的枝丫。

站在硅谷投資圈的華人們

事實上，除了林君睿，在硅谷這片創投土壤中，華人投資者的身影逐漸清晰。既有在全球頂級美元基金掌舵的“頭部合伙人”，也有自建早期基金的專業型投資者。

例如許良杰從硅谷技術主管轉型為創投機構聯合創始人，其所在基金聚焦早期美國初創公司。另一位蘭雪昭則由華人移民背景起步，擁有美國密歇根大學統計學碩士及心理學博士學位，曾在Dropbox擔任戰略并購負責人，2017年創立位于舊金山的“Basis Set Ventures”，專注人工智能和自動化早期投資。還有如張露，出身中國內蒙古，赴美讀書，曾創辦醫療設備公司并被收購，后在硅谷建立專注AI／健康／工業自動化的早期基金。以上這些人，均為華人背景，在硅谷及全球科技投資生態中的動作值得梳理。

講到許良杰，早年他在硅谷擔任技術高管，于2015年與人共同發起Seven Seas Venture Partners（七海創投）在美國投資早期初創企業。他從工程師、研究員身份切換至投資人，這種“技術轉資本”的路徑，在華人投資者中并不少見。蘭雪昭則走出另一條路徑：學術出身、技術創業經歷、再轉為投資人，其基金早在2017年就宣布籌集1.36億美元用于機器智能賽道。

華人投資者不是僅在后期跟投或被動參與，而是主動進入美國早期科技生態。如許良杰的機構在他切入后便迅速布局；蘭雪昭自創基金即瞄準AI/自動化賽道，并利用自身技術背景深耕之。資源鏈接能力方面，他們往往既具備中國背景、跨境資本視角，又扎根美國創新體系：他們不僅出資，更加入決策、創始-基金人對話、構建跨國通道。生態話語權方面，華人投資者由“資金提供者”漸向“平臺搭建者”“技術洞察者”角色邁進，在硅谷初創圈中開始具有識別度。

當然，這條路徑亦非一路平坦。對于許良杰所在的跨境資本平臺而言，美國對外資、關鍵科技領域（如AI、自動化、芯片）投資的監管日益收緊。公開資料顯示，中國背景資本在美國科技風險投資中的審查機制增強。在這一背景下，華人投資者雖在硅谷具備優勢，但也要應對制度環境、合規流程、地緣政治風險的挑戰。

截至2025年，在硅谷聚焦AI/自動化的早期投資基金中，由華人創辦或主導的機構正在增加。對比之下在中國本土科技實力迅速提升的背景下，硅谷華人投資人還處于一個“鏈接全球”“資源雙向流動”的位置。根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中國投資促進辦事處與深圳數據合作報告，在全球百大AI頂尖科學家中，65人具有中國背景，其中約50人在中國機構，15人在美國研究中心。這反映華人在全球科技生態中的“雙重角色”。

從賽道上看，當下硅谷熱度最高的包括人工智能、大模型、工業自動化、醫療健康、邊緣計算等。而華人投資者在上述賽道中活躍，這意味著，他們不僅是資本的供給端，更具“技術起點”與“創始人視角”——這正是硅谷生態中被視為“C位”的一項關鍵能力。

即便如此，他們仍處于轉型中。未來若想穩固“C位”地位，華人投資者可能需要進一步：在制度環境中規避潛在風險；在賽道布局中實現差異化、避免盲目跟風；在資源鏈接上構建跨文化、跨國界的橋梁，而不僅停留在“資本輸入”層面。資本全球化、技術創新國際化的趨勢為華人投資者提供機遇，但制度、政策、估值環境等也在重塑格局。

當下，華人投資者在硅谷的角色已不再局限于“資本趕來”，而更多體現為“技術鏈接者”“資源橋梁”“早期決策者”。他們的出現，使硅谷生態中“全球化”與“中美資本科技鏈接”這一話題更具實質含義。

無論是許良杰、蘭雪昭，還是張露，他們正在以不同路徑進入硅谷投資圈的中樞位置。未來，在科技賽道不斷重構、資本流動不斷演變的大背景下，華人投資者的角色或將更加多元化、挑戰也更高。如果他們能夠在技術起點、資本視角、跨境網絡之間保持平衡，那么在硅谷這片極度競爭的土壤中真正站穩“C位”，就不僅是可能，而將成為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