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過投行是一種犯罪記錄嗎？”

在被VC/PE獵頭婉拒后，Alvin在小紅書拋出了這樣一條感慨。Alvin是一家券商投行小兵，起因是看到一條招聘信息：某頭部VC基金招AI、消費電子方向的年輕人，要求95后，有海外留學經驗，有相關留學背景。

有過消費電子創業經驗的Alvin試圖溝通，卻被獵頭一口回絕：不看投行的。

Alvin的吐槽引來了一眾投行人的共鳴，大家無奈感嘆“做過投行跟有前科似的”，“投行的經歷就是人生污點，身家不清白”，“投行已經是簡歷‘案底’了”。

在有十年金融獵頭經驗的Maylie看來，Alvin的經歷并非個例，而是行業的普遍現象。曾經的投行“金領”們，正面臨職業轉換的巨大落差。監管趨嚴，IPO急劇萎縮，投行裁員、停招，市場整體需求萎縮，高質量人才充斥市場，更加高了求職壁壘。

在試圖轉向VC/PE時，投行人感受到的“溫差”出乎意料的劇烈。“投資也不好做，人家希望找個產業背景更深厚的，而不是一個paper work機器”。

只是，在和更多投行人進行了深入交談之后，我也捕捉到不少積極因素，一些邊界在拓寬，一些執念在放下。前提是調整預期，管理預期——注意并未見得必須是降低預期。當你打破頭腦里的“金融內卷”和“路徑依賴”，會發現，主動尋求來的變化并不那么難抗，這一切沒有想象的那么糟。

投行“有毒”？

在這場“就業大逃殺”中，一個顯著的現象是，投行人進不去VC——甚至在最初的HR和獵頭環節，投行從業者連簡歷關都過不去。

文首提到的Alvin是雙非二本工科，北京大學國際法律碩士 ，一年券商投行經驗，放到當前市場，優勢并不明顯。可即便更有經驗的投行從業者，在VC眼里也沒有太大吸引力，甚至有點避之不及。

一位投資人透露，他最近內推了一位在投行干了很多年的校友，結果第一輪就被領導篩了下來。

買方一直不傾向從賣方招人，VC尤其如此。雖說VC/PE用人歷來挑剔，慣于掐尖，“但核心在于，技能點不匹配的問題，買方與賣方的天然差異導致了投行人在轉型時面臨的困境”。

“買方”和“賣方”的界定，源自VC/PE與券商投行在特定業務場景下扮演的角色不同：券商投行多擔當企業證券或資產的市場推廣者，即“賣方”；而投資機構則在股權投資、并購資產和IPO等情境作為資本供給方，歸為“買方”。

二者在工作內容和職業邏輯上存在不小差異。券商更側重材料、合規和銷售能力等，投研有行業能力，更核心的承攬和承銷則帶有較強的中介色彩，對行業理解相對不算深刻，雖也不乏牛人，但不可否認，平臺本身的背書普遍大于個體。

相比之下，VC/PE更加強調“強人邏輯”，對投資人的綜合素質要求更高，幾乎“六邊形戰士”，尤其強調對行業有深刻理解，如今隨著投資進入產業深水區，又增加了對口的教育背景和產業資源的門檻。

其實在幾年前，買方和賣方的出身差異還不明顯，普遍是一流名校的金融專業。但在多年不同職業的磨練之后，投行和VC/PE的工作邏輯差異越來越顯著。

一位早年曾在券商工作過的投資人舉了個例子，他曾見過一家投行轉VC的GP，曾因一家早期企業沒有設置‘三會’而否掉了該項目，著實令人哭笑不得。顯然，拿投行那一套標準去要求一家早期企業，是非常脫離實際的。

所以VC不傾向投行人才，這不僅是偏見，歸根結底還是技術遷移度的問題。

純金融財務背景的人在投資行業越來越不占優勢，近兩年隨著科技制造主題的轉向，VC的用人偏好已經非常明確。

“隨著硬科技投資成趨勢，產業背景受青睞的情況有增無減，拿到結果的投資人不乏產業專家和理工科出身的精英。VC據此調整招聘策略，更注重匹配行業背景及專業知識與實際行業需求”，張恒指出，當VC按過往成功畫像在招人時，擁有投行背景的求職者自然就顯得較為劣勢。

盡管在VC側投行背景并非優選，但在PE側，投行人的通道依然存在。

“PE涉及復雜的財務模型構建，對金融背景的重視程度依然很高，像春華等PE的很多團隊成員很多都來自高盛等頂級投行，這種模式在國外也非常普遍。”張恒補充道。

春華資本的汪洋于近期也提到，培養具備金融背景的新人才，以此來保持機構綜合能力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硬資產管理方面的投入，“負責項目的MD和合伙人，必須親自review財務模型，不能完全交給下屬去做，你要介入建模過程，才能識別它是寶貝還是垃圾。”

除此之外，還有用人的口子開在了應對并購和投后的崗位，但數量并不多。硬科技投資人方亮告訴投中網，擁有財務、法務背景的投行人才在并購和處理復雜交易結構上有一定優勢，但這些崗位在基金中數量有限，無法大規模解決就業。

IPO收緊，券商生存根基動搖

“卷了好幾年實習，終于如愿進入一家小投行，結果倒好，每天996但項目一個發不出去，股權承做做到虧損，團隊氣氛也開始出現問題，和我一起進來的應屆生都以各種理由被裁了好幾個，隔壁部門甚至全員被裁”。

在看不到頭的內耗和內卷下，Alvin最終選擇離開，卻難逃面試時四處碰壁的尷尬。

面試別家投行，被HR追問上升星座結果不合；嘗試轉型券商行研，卻又被獵頭告知不看IB只看BB行，“至少也要三中一華”；再退一步，面了家坐標蘇南某二線城市的律所，頂薪才給到5k。

投行人的現實處境與昔日的光鮮已經產生了巨大落差。

曾經的投行是“年薪百萬”的代名詞，只要敢于拼搏，小鎮做題家也有機會改寫命運。而現在，券商投行的寒冬已至——降薪降級、考核趨嚴、年終獎泡湯，即便是“三中一華”也難逃此劫，降薪幅度普遍達到20%至25%，有的甚至年內二次下調。

IPO的收緊，券商投行賴以生存的根基被動搖。Wind數據顯示，2024年第一季度，IPO數量與募資額持續下滑，IPO數量降至30單，募資總額降至236億元，同比分別下降56%和64%，券商的證券承銷收入也應聲下滑，債券承銷雖略有增長，但難以完全彌補投行部門的損失。

預算縮水、業績指標卻水漲船高，成為許多人難以逾越的障礙。在缺乏新增長點的情況下，券商投行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要求全員銷售理財產品，業務重心向并購偏斜，甚至跨界搶FA的飯碗，以求提前鎖定交易機會，但實際的產出甚為有限。

甚至連投行的用人門檻也在變高，開始偏好“金融+理工科的復合背景”的人才。

肉眼可見的，純金融背景的出路越來越難，不止在券商和VC，二級市場量化私募的敞口也在收窄。一位清華金融博士直言：“去年秋招時拿到一家數十億規模私募的offer，結果春節一過便因市場動蕩遭遇大規模裁員，我們這批應屆生的合約直接被取消，看到許多前輩失業后轉戰自媒體，我不禁對未來心生憂慮。”

不少投行人感嘆，現在是純純的買方市場，但VC/PE的就業形勢同樣嚴峻，同樣僧多粥少。

“目前VC的理想人選是：QS100本碩博，金融+理工復合背景，有產業背景和一定的行業人脈”，但實際的門檻越卷越高，甚至有清華物理博士難獲入門機會，招聘信息也開始對95后提出“最好有投資經驗”的苛刻要求。

VC偏好博士，已經成了投資行業的“正確”。但在投資人圓哥看來，這種偏好，尤其對名校理工博士學位的追捧源于一種惰性，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機構試圖通過設立高門檻來規避用人風險，從而達到免責的目的。

“這種招聘心態，從人力資源到業務部門領導，都可能抱有一種‘我已經設定了如此苛刻的標準，如果招來的人還不合格，那責任就不在我’的態度。”

在圓哥看來，這種態度實際上暴露了投資機構的信心不足。“如果一家投資機構認為只有博士才能理解硬科技，那這本身就是認知誤區”，圓哥認為這可能導致人才錯配，“畢竟硬科技領域廣闊，即使博士也可能只專精于某一細分領域，學術偏見和路徑依賴，可能限制了他們在投資領域的多向發展。”

這種狀況與少數投行人轉型至VC/PE后的不適感不謀而合。獵頭Maylie向投中網透露，這些轉型者不僅要面對基金籌集失敗后解散裁員的風險，還要承受與創業者溝通時缺乏共鳴、業績指標難以達成的雙重痛苦。

投行人拼命“上岸”

“百萬年薪金融男兼職開出租”，“CFA持證人失業送外賣”，一條條報道不時傳遞行業著嚴峻現實。

但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在和投行人的深入交談中，我們也捕捉到一些邊界在拓寬，一些執念在放下。有投行人高喊“跳出金融怪圈，廣闊天地大有所為”，他們的轉型似乎并沒有想象中那樣“慘烈”。

當然前提是，擁有核心競爭力和規劃力。彭澤城的事例就是明證，他僅用了三周時間，便實現了從投行到國資質控的迅速轉換，他給自己留足了準備時間，提前一年開始規劃，今年春節正式下定決心“跑路”，趁著金三銀四“海投100家，面試3家，成功上岸”。

當問及投資和投行在體感上的差異時，彭澤城先是用一個“爽”字概括，隨即進一步強調，“畢竟底層技能是一樣的，工作內容也差不多，頂多補一點合同審核跟訴訟的實務技能。強度也拉下來了，天天六點準點下班，騎車回家找夫人貼貼遛狗，擱以前一個月搞不好都回不去一次。”

彭澤城總結成功轉型的策略是“內外兼修”：向外，他清晰地認識到投行人的多元發展路徑，“無非三條，去企業做董秘、CFO，要么去券商內部做質控、內核等中后臺職位，或者到一級市場做投后工作”。對內，則深刻自省，利用豐富的實習經歷和廣闊的人脈，為轉型鋪路。

正如彭澤城所言，企業也是投行人轉型的多數選擇之一。貝南南在5月初成功跳槽至某企業擔任CFO，談及入職后的感受，她毫不掩飾，“務實多了，虛的少了”，“雖然事情確實很多，每條主任務線都要同步推進，不過我再也不精神內耗了。”

當然挑戰也不小。貝南南坦承，因為沒有企業管理的經驗，投行里的盡調、分析、決策的技能雖然適用，但現實卻“要求你是多面手”：行業產品+各部門全業務流程+財務管理+學稅法+整改對接+更換系統等工作，她需要轉變思維邏輯。

與此同時，銀行特別是四大行，成為了不少人尋求穩定的避風港。“盡管薪資不如昔日投行光鮮，但這并不意味著行業衰敗，而是個人基于市場變化做出的合理選擇”。這背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評價體系：銀行重視合規與人際關系，投行則追求績效與快速成長，不同的人在這里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行業寒潮促使人們對未來有了更為理性的預期，公務員等穩定職業也成為考慮項。

一位曾經懷揣投行夢想的學子，如今以公務員的身份站在雄安新區，Shirely坦言有一種打游戲慢慢通關的目標感和成就感，“回想從去年九月決定考公到現在，將近八個月，期間極限選崗、緊張筆面試、忐忑政審考察、糾結offer，過程起起伏伏”，而現在她感覺“很踏實”。

Shirely蠻實際，“作為小鎮做題家，從985到保研兩財一貿。沒有京城本地人的家底，戶口、宿舍、食堂，體制內可以說是給了我在這里立足的基本底氣。體制內確實不能帶來榮華富貴，但卻能保障不算低的生活下限，沒有突然被優化的擔心”。

反觀仍留在投行圈內的人，他們或等待新機會，或干脆躺平。獵頭Maylie告訴投中網，那些找她看機會的，被迫優化的偏少，“主要還是茍在老單位，騎驢找馬，但是又沒想好思路和下家，也沒有特別好的機會，干脆就都躺平了，獎金都不發了，還那么努力干嘛？”

一位自稱“大齡投行女”坦率進行自我剖析：學歷平平，專業技能僅剩自我吹噓，連酒桌文化也不擅長，行業混沌，收入驟減，同事抱怨，客戶苛責，令其思考跑路。但很快又迅速反轉決定留守。

“有時候大環境里面負面聲音太多，讓人被動產生焦慮。冷靜下來發現，一切沒有想象的糟糕。”

（文中張恒、彭澤城為化名）